在世界贸易市场准则形成过程中，“贸易性离散族群（由散居各地但在社会性上相互依赖的社群所构成的一个民族）”一度是组织欧亚美贸易的最有效率的方法。他们包括亚洲港口中的福建人、犹太人、阿拉伯人、波斯人以及欧洲贸易中的热那亚人、佛罗伦萨人、荷兰人、英格兰人等。他们利用在侨居期间累积的知识和资源，在贸易过程中利用人际关系（在没有电信、没有强制施行的商业法则、没有统一度量衡的年代至关重要）构建了强大复杂的贸易网络。

比较典型的是以福建为原乡的离散族群，此前在东南亚诸王国和后来欧洲人的殖民地里，许多福建人担任收税员、港务长、金融顾问等，资源网络逐步扩大，并不断积累资本、知识、劳动力，最终创造出独特的经营方式。后来以家族性商号经营，亲情和忠心降低了摩擦，进一步提升效率，成为东南亚主要的航运业主、贸易商，推动了当时中国华南的商业繁荣。

但此刻是以欧洲而非亚洲为世界经济中心的时代缓缓拉开帷幕，背后原因则在于当时的中国政府并不支持贸易这类“冒险”事业，同时源于庞大的贸易结余、以糖为代表的更低成本的商品也弱化了向外开拓的动力。相反，重商主义、对外殖民、内部需求无法满足的欧洲国家通过贸易战争向外开垦，逐步走上世界经济中心。

作者在探讨近代贸易市场和运作体制时提到了三点：一是，古代中国的朝贡制度，其设计和基本运作力量源自对文化、政治、身份地位的关注，而非源自对追求最大获利的关注；二是，贸易港口受限于特定的社会环境而次第兴衰。令人叹惋的是泉州港，当时的政府未征收对外贸易相关税款，同时，外国商人将货物运到相比广州更靠近北方的港口更为便利，泉州港成为当时世界上最繁忙的港口。但随后的海盗问题以及朝代更迭使得泉州港的繁荣逐渐式微；三是，货币体系与特定环境的不匹配。中世纪中国经济高度繁荣，由此产生的货币需求超乎政治体制和金属供应的应对，纸钞应运而生，唐代的飞钱、宋代的交子均是其代表。但纸钞比笨重的钱币更为脆弱，加印纸钞引起的周期性通胀叠加政局动荡会阻碍长程贸易，这些都较大程度削弱了纸钞的实用性。16世纪后，长程贸易复苏，白银最终取代纸币成为世界贸易中的正规货币。

在考虑运输方式时，成本和效率是最重要的因素。而这些方面又取决于自然条件和技术水平。同样的，大自然也借由制约运输、左右了贸易的周期变化和贸易的地点。一个典型的例子是，1433年后，明朝政府不再支持宝船远航，本质原因在于当时政府将重心放在陆地上。并且，当时整个亚洲海域的贸易时程都受制于季风（强风朝同一方向连续吹几个月，然后转向另一个方向）。基于季风的特点，短程航路更有利于打造有效率的贸易网络。因此，当时中国的海上贸易更多的集中于东南亚。与此同时，新加坡（毗邻马六甲海峡）和上海（“五口通商”之一的口岸）的崛起过程也显现出了地理位置的重要性。

19世纪，蒸汽动力和铁路翻动了世界贸易版图。据书中估计，横跨大西洋的大部分货物，铁路运输降低了九成五的运输成本，而这同时促进了商品的丰富化和标准化。同时也掀起了一场关于时间、空间、商品化的观念革命，但是地区的文化观念仍然保留着相对的独立性。正如作者所言“科技能使人的迁移、货物的运送更为容易，但人如何看待自己、彼此、货物，完全由人自己决定。”

国际贸易使得原本的自然产物转变为全球性商品，而不同意涵和价值的冲突，重塑了商品所来自的自然世界、社会世界，也重塑了它所进入的自然世界、社会世界。典型如可可豆、咖啡、茶、糖、棉花、橡胶以及石油等，农作物受限于自然条件，当被大规模贸易后，会改变生产国的土地用途，也会左右消费国的战略规划。典型如巴西为种植咖啡砍伐森林，造成定期性干旱和更极端的气温，许多物种消失。橡胶的主要消费国是工业强国，但其国内环境无法种植，英国将其移植到马来亚的热带殖民地。但大量的砍伐森林后，阳光直射水面，为疟疾的传播创造了条件。此外，世界性商品贸易的背后还有着暴力的一面——奴隶贸易。据书中统计1800年前，一千至一千两百万的非洲人被赶上奴隶贩运船，运到大西洋彼岸充当劳动力，种植农作物。

贸易所打造出来的世界经济，是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而货币的发明和货币等价的确立，是世界经济迈向整合的诸多步骤中的两个。但在其他度量衡和贸易工具上获致共识，也不可或缺。人类最终走向商品化，走向为销售而生产货物，走向能将货物的属性量化，以将某货物转换成某数量的另一种货物，是关键的一步。

当人、货物移动缓慢时，时间不是金钱。但19世纪的运输革命不只影响货物的价格和互换性，还影响了时间，时间的标准化成为重中之重，国际共同认可的时区应运而生。此后，为了便于经济的发展，还出现了期货、股票、债券、商标等具有价值的金融产品。

工业化后总是伴随着贸易的遽增，各种货物的需求急剧抬升，造成货物短缺，商人开始在全球搜索替代品。在世界贸易与工业主义的散播上，有两类问题值得探讨。一是，贸易如何催生出有利于工业化的经济环境？一些国家将初级产品运往出的起高价的工业国家，是否有助于这些国家积累工业化所需的资本？事实上，并不一定，如果一个出口大国长期依赖某一种出口结构，会加重经济的畸形而妨碍工业体系的建立。二是，全球贸易对科技扩散是利还是弊？作者谈到，加入国际经济未必增加可用于工业化的金融资源或有助于推动工业化的诱因，但必然会对替代性科技有更深入了解。早期工业科技的转移，往往受阻于不同工作场所间文化、组织上的差异；更先进的科技转移，则往往受制于法律、金融上的障碍。近些年来，科技越来越体现在昂贵的机器上、越来越依赖于各种网络，这些正在成为科技新的转移障碍。

值得留意的是，一些发达经济体出现了“去工业化”的趋势，大部分劳动力开始转移到服务行业，许多制造业只能在中低收入国家发展，而这些国家提供的各种优惠政策又加剧了这种趋势。但在这个过程中，是否会限制发达国家先进制造业的发展，从而进一步影响服务业的需求？政府是否应该去抵制这一趋势，或是未来持续热议的话题。

今天市场普遍认同现在是“全球化”时代，但对“全球化”的内涵几无共识。本书从反面切入了它的定义：首先全球化并非由经济主导，政治、文化的影响也很重要；二是全球化不是单向的“西化”或是“美国化”，这种说法的出现在于很多人错误的认为近代的就是西方的。事实上，我们正在经历飞速且彻底的文化融合，全球的交互难以用静态的眼光看待；三是，全球化带来的并非国家和公共领域的扩展或者国家的萎缩。近代以来，全球化进程中确实产生了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但是它同样也带来了更强烈的民族主义，国家主义依然根深蒂固。

此外，在全球化的过程中，自由贸易和保护主义此消彼长，有学者指出“自由贸易决定了贸易利益的创造，保护贸易决定了贸易利益的分配，利益创造和利益分配的统一和均衡决定了现实的贸易状况”。当前全球化之所以在一些发达国家遭到排斥，主要在于一些的外移的工作机会不再只限于制造业，信息科技已经使许多服务业可以外包，而这会抢走他们本土的服务业从业人员的就业。

当然，从世界贸易增长中得益、受害的不只是人类，其他物种也受到了大规模的影响，许多无踪消失或变得不常见。现代文明通过大规模运用能源，几乎找到了所有东西的替代品，但如今越来越深刻的感受到，在制造替代品的过程中，其实一直在改变地球，且是以可能根本危及自然栖地和人为栖地的方式在改变。自然和文化在继续影响世界经济，而世界经济也在继续改造它们。

以史为鉴，贸易格局的转变一次次带来了世界秩序的重建。但除了要考虑市场经济，也应将道德经济纳入考量，也就是考虑到作为“人”所认为正当的事。未来的面貌无法提前预知，但期待未来的世界仍然是一个和平稳定、充满生机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