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政府间事权划分的三大原则分别是外部性和规模经济原则、信息复杂性原则、激励相容原则。从外部性和规模经济原则看，不同人对公共服务的评价不同，享受该服务的代价不同，所以要划分不同的行政区域。从信息复杂性原则看，掌握不同信息的人，看法和判断不同，要把决策权交给占据信息优势的一方。从激励相容原则看，上下级的目标和能力不同，所以要设立有效的机制去激励下级完成上级的目标。事权划分为理解政府职能分工勾勒了一个大致框架，是理解政府间资源分配的基础。

我国1985—1993年的“财政包干”造成了中央财政预算收入占全国财政预算总收入的比重、全国财政预算总收入占GDP的比重这两个比重不断降低，严重削弱了国家财政能力，催生了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以分税制改革中最重要的税种增值税为例，改革之前，增值税是最大的地方税，改革后变成共享税，中央拿走75%，留给地方25%。总体来看，分税制改革减少了地方政府手头可支配的财政资源，虽然中央转移支付和税收返还可以填补预算内收支缺口，但发展经济所需的诸多额外支出，就需要地方另筹资金了。

一方面，地方可以努力增加税收规模，把蛋糕做大，例如通过投资制造业、上马大项目来扩大税源；另一方面，地方可以增加预算外收入，比如“土地财政”。2001年所得税改革后，地方政府财政压力进一步增大，轰轰烈烈的“土地财政”就此登场，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方式也从之前的“工业化”变成了“工业化与城市化”两手抓。

政府不仅可以靠土地使用权转让收入支撑起“土地财政”，还可以把与土地相关的未来收入资本化，去获取贷款和各类资金，将“土地财政”的规模成倍放大为“土地金融”。但法律规定，地方政府不能从银行贷款，2015年之前也不允许发行债券，所以政府要想借钱投资，需要成立专门的公司，也就所谓的“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突出融资和负债功能）或“城投公司”（突出投资功能）。对于城市休闲娱乐项目，从立项开发到运营管理，可以由政府和国企一手包办，比如成都“宽窄巷子”；也可以政府一次性出让土地使用权，开发和运营交由民营企业来做。与之相比，工业园区开发和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投资金额大（因为面积大）、盈利低，大都由融资平台类国企主导开发，之后交给政府去招商引资。

地方政府利用“土地金融”的巨力，推动了快速的工业化和城市化，但同时也积累了大量债务。当经济增速一旦放缓，地价下跌，土地出让收入减少，累积的债务就会成为地方沉重的负担。虽然相比于美国、日本等国家政府债务占GDP的比重水平，我国地方债总体水平不算特别高，但是也不能用整体数字掩盖局部风险。地方政府债务风险依然是我国经济的一个突出风险点，只有更好地防范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才能增强财政可持续性、推动经济平稳健康运行。

我国对地方债务的治理始于2010年，重要的改革大概有四项，一是债务置换，用地方政府发行的公债，替换一部分融资平台公司的银行贷款和城投债；二是推动融资平台转型，厘清与政府之间的关系，剥离其为政府融资的功能，同时破除政府对其形成的“隐性”担保；三是约束银行和各类金融机构，避免大量资金流入融资平台，相关改革包括包括2018年出台的“资管新规”；四是问责官员，对过度负债的行为终身追责。站在当前时点，2023年7月政治局会议提出“要有效防范化解地方债务风险，制定实施一揽子化债方案”，地方政府债务化解被提升到新的高度，各部门也纷纷响应，一揽子化债方案积极推进，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化解进程正在加快。

基础设施和产业园区之外，地方政府的投资也在我国光电显示、光伏等产业的发展中发挥了关键作用。比如显示面板行业，政府和私人部门合力进入，充分利用其中的学习效应、规模效应和技术外溢效应，迅速提升本土制造业的技术能力和竞争力，使其在国际上逐渐具有了比较优势。再比如光伏行业，在技术和成本不具备竞争优势的时候，只靠市场和价格机制，没人会用光伏，但技术升级和成本下降，只有在大规模的生产和市场应用中才能逐步发生。因此，新能源技术要在没有竞争优势的时候就进入市场，一个合理的做法就是政府直接补贴新能源，加速其技术进步和成本降低，待其市场份额不断扩大、成本逼近传统能源之后，再逐渐降低补贴，同时对传统能源征税，加速其退出。

政府对于工业企业的投资，既有直接股权投资，也有通过政府产业投资基金进行的投资。相比于地方政府投资企业的传统方式，政府引导基金或产业投资资金主要有三个特点。其一，大多数引导基金不直接投资企业，而是做LP，把钱交给市场化的私募基金的GP去投资企业；其二，把政府引导基金交给市场化的基金管理人运作，实质上是借用市场力量去使用财政资金，其中涉及诸多制度改革；其三，大多数引导基金的最终投向都是“战略新兴产业”，比如芯片和新能源汽车，而不允许投向基础设施和房地产。因此，政府引导基金的发展过程中，离不开制度条件、金融条件、产业条件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