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中给出的答案很简单，创新就是将事物联系起来。很多创新就是将原有的想法重新进行排列组合，所以原有的想法越多，在最为接近的可能中发现新事物的概率也就越大。这里需要引入一个概念—创新设计空间。最内层的圆圈代表已存在的成熟技术和理念，这类技术和理念已经触顶，很难再取得进一步的发展（比如刀具、斧头和绳子）；中间的圆圈代表了技术领域正在发展、尚未成型的想法和理念，这些想法和理念相对较新（比如汽车和飞机）。在这个圈里，通常可以看到很多围绕核心理念、处于研发阶段的应用方案。最外层圆圈称为“临近可能”。在这个圈里，在理论上可以将其内部两个圆圈涵盖的已知元素进行重新排列组合，从而衍生出更多的创新。同时，从内层向外层发展的过程中，耗时是减少的。

系统当中产生自主创新力需要具备5个要素：

1）个体单元：个体单元最善于产生奇思妙想，在一个网络当中，单元的个体越小、数量越多，越容易产生创新力；作为群居动物，人类个体之间倾向于相互适应，尤其大型企业或机构当中，人们更愿意规避风险。因此，若想最大限度地提升创新力，最好的办法或是化整为零，分成独立小组或个体单元。

2）变革驱动者：不仅仅指个人，也指其他因素的驱动，比如气候的变化是导致人变得更加智能的重要原因；

3）有效网络：个体单元必须联系起来才能实现交流互通，贸易领域的网络效应更是令人神往。贸易超越了普通的人际关系，推动人际交往合作扩大到整个社会空间，而不仅限于个人社交网络。通过贸易产生了奇思妙想，出现了各类产品，推动创新设计空间的不断扩大。创新设计空间扩大之后，之前的发明创造得到重新排列组合，带来全新的可能，以此类推，无穷无尽，成为一个良性的自我循环。

4）共同记忆：我们需要一套标准代码“写入”，并且记住成功的经验，而且这种代码必须能让网络内各个成员相互分享，共同使用。如人类的DNA就是一种代码；人类的文明制度，也是一种可以传递的代码。

5）竞争：竞争能够阻止负面趋势的迅速蔓延，促进正能量广泛传播。社会如果没有竞争压力，最终（或很快）会走向衰落，因为其内部改变大多趋于负面。

创新能够呈现超指数增长的现象，但指数式增长的过程极具欺骗性。在积累创新设计空间的原始元素（如火源、石斧等）时，需要较长的时间。积累之后，通过贸易往来，信息及产品交换，才可逐渐踏上了指数式增长之路，实现多样化。人类在石器时代默默无闻地度过了12万年之后，一个典型的例子是，用3.5万年时间创造了早期文明，但随后仅用了5000年就进入工业革命，又用了300年就来到太空时代。指数函数的图像也很好说明了这点，需要前期的蓄势，才可迎来后期的爆发。厚积薄发适用于创新力发展的特征，也适用于人生追逐梦想的过程。

西罗马帝国从巅峰时期的大一统到土崩瓦解只用了71年，始于创新力的开始，也终于创新力的终结。罗马吸收了雅典自由明主的政治理念，并建国扩张，在其统治的黄金时代，帝国首都建成了超过25座公共图书馆供人们借阅图书。但随着国家财政的恶化，过度征税，并抑制贸易发展，最终帝国大厦轰然倒下。另一个例子则是中世纪西欧的崛起。西欧在这一时期刚好满足了产生创新力的所有条件：拥有诸多个体单元、变革驱动者、有效网络、共同记忆和竞争：

● 当时欧洲个体单元数量极多，一度曾经出现近5 000个不同的小国。

● 由于众多不同的文化和民族在一起不断相互融合，当时的西欧业已出现诸多变革驱动者。

● 此外，罗马时代西欧已经建成了四通八达的道路和星罗棋布的港口，再加上地理上的便利，形成了较为有效的网络体系。

● 而通过沿用罗马时期的书面语言（拉丁语）、度量衡（如以双耳瓶作为测量工具）和历法等，罗马帝国时代的共同记忆得到传承。

● 最后，欧洲诸多小国以及企业、教会、地主、贵族等各个权力中心之间还存在着激烈的竞争。随着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拉开序幕，创新力也开始真正得到蓬勃发展。

无论是曾经的罗马帝国还是大英帝国，衰落的具体原因不同，但却有模式上的共性。

1）新文明通常始于创新性的融合。例如，英国人是由凯尔特人、罗马人、盎格鲁–撒克逊人、犹太人、日耳曼人和诺曼人等人种融合而来。而罗马人将他们的理念与希腊人相融合后便取得了飞速发展；

2）扩张：出现在军事领域，也可出现在经济领域—通过收购获得资产，而非野蛮占有；

3）内部衰落：大量特殊利益和规避竞争的特权产生过度体制化，随之而来的是官僚机构的不断扩大，这些机构彼此掣肘，造成效率低下，运行缓慢；

4）繁荣：这个阶段很有迷惑性，因为此时该文明在表面上非常强大，实际上却在僵化。例如罗马帝国在公元96~180年的“五贤帝”统治时期达到发展顶峰，正是在这一时期帝王们建造了罗马圆形竞技场和万神殿，埋下了帝国衰亡的伏笔；

5）崩溃：如果老化的文明与其第二动态阶段的文明发生碰撞，崩溃会发生得更快。如果不是这种情况，它只会缓慢衰落，罗马的衰落很快，而印加、阿兹特克、墨西哥和华沙条约成员国的消亡速度更快。

整体而言，最内核的原因，是“零和”和“双赢”模式的倒退。创新力发展初期，目光是由内部向外拓展，不再需要通过争夺内部的资源来保障发展；而鼎盛时期，却往往由于内部的矛盾，将目光再次从外部拉回内部。

随着人类文明不断发展进步，对于使用暴力的热情逐渐消退，而且这种现象在不同文化、不同种族、不同类型暴力冲突中都有所反映，并且贯穿于整个历史长河之中。当部落社会团结起来组成原始国家的雏形时，暴力犯罪率降至原来的1/5，当这些国家发展到现代国家水平时，犯罪率降至原来的1/30。因此，现代社会的犯罪率大约是原始社会的1/150。

产生这种改变最核心的原因在于创新力，创新力让生活变得更加安全、更加和平。人们为了在和平友好、相互尊重的前提下交换意见，刺激创新，绝不涉及决斗或杀戮。事实上，这与贸易出现之后产生的个人感情剥离非常相似。一旦将个人问题分离出来，双赢交易就会蓬勃发展，创新力就会突飞猛进。简而言之，创新力与合作相伴相生，合作让人们变得更有创新力，创新力让人们开展合作。

人类文化异彩纷呈，在一种文化中起作用的不一定对其他文化有效，而创新力以许多令人惊讶的方式改变了人类文化。价值观被分为以下4种，每种特点不一。一般而言，生活在富有创新力的国家的国民越富裕，他们的头脑就越理性，越重视自由、人权、民主、环境和其他非物质目标。

摩尔定律（在信息技术领域，性能经常出现指数式提升，一般只需1~2年，性能就会翻番）的失效引发了市场关于创新力是否会枯竭的讨论。毕竟，当晶体管的门数已经小到不能再小，当驱动时钟频率的晶体已经无法振动得更快，当火箭的速度接近光速。 不由得反问，我们是否已经到达了物理定律里的极限？

书中给出的答案是否定的。人类的思想不同于有限的资源，而是创新设计空间的一部分，可以通过自组织不断扩张，自我革新。除非像那些覆灭的文明一样，主动将其束缚。当在特定技术中遇到物理极限时（比如微型处理器和火箭速度），其他领域的全新事物还会不断涌现，较为典型的模式就是：首先，新的核心技术是由以前的组合发明而成；而后，随着应用程序弹出，开始建立自己的创新设计空间；再而后，时尚元素开始涌入；最后，某项技术或派生应用与其他技术相结合后，创造出新的核心技术，其后整个过程周而复始。

关于资源是否会被用尽的问题并不止于现在，西普利亚努斯主教在3世纪就表达了对资源匮乏的担忧，18世纪牧师托马斯·马尔萨斯写下了那句名言：人口增长最终不可避免地会导致全球饥荒，1926年美国联邦石油资源保护协会宣布，该国的石油资源仅够使用7年。显然，这些担忧都被一一证伪了。

在作者看来，创新力可以直面资源耗尽问题。在一个动态的创新力社会里，通常人们开发或者寻找新资源的速度，远远高于使用它们的速度。而最终求得的解决方案将不受实际的控制，使用的方法将是效率、回收、压缩、替代、数字化、虚拟化、生物培养、合成和共享等的组合。人们不应该因为资源很快就会耗尽就停下文明发展的脚步。相反，如果扼杀了创新力，创建了一个静态的社会，资源很快就会枯竭。

当前不少西方国家被发展停滞、债务负担、公共部门生产力低下、高额税负等问题裹挟着前行。以公共部门生产力低下为例：竞争虽然会带来最大化的压力，但是可以通过创新和成本控制促进生产力发展。私营企业不断地承受竞争压力，并且在实际发展中为了与时俱进，经常与当下的生产力和效率相衡量。然而，公共组织通常没有竞争，这大大地削弱了创新积极性，阻碍了创新和生产力的增长。而税收方面，在作者看来，一个实行高税收的国家不仅是简单地造成入不敷出，它还扼杀了创新力。长远来看，它产生的负面社会效应远远大于积极作用。高税收国家容易陷入一成不变的状态，像罗马帝国，并且社会融资增长最终会以借贷为结局，就像现在的希腊、委内瑞拉或阿根廷。

在谈及一个国家如何才能拥有创新力时，作者给出了一些建议（可能实践起来相对较难），如创建所谓的“架构开放式国家”，公民会被视为商业顾客，拥有商业选择，决定权也由专家委员会转移到了大众手里。而最内核的原则是用创新的世界观去应对各种问题，历史的大潮，是朝着自由民主的世界阔步前行。